中国高校教师兼职的实证研究_手机搜狐网体育场看台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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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心平发表于 网赚方法_兼职网赚_手机兼职_矩奉网赚网
目前,社会各方面对高校教师兼职现象存在不少争议,不同地区和院校对高校教师兼职的态度也不同。那么,究竟教师兼职的普遍程度如何?教师兼职工作有哪些方式和类别?哪些因素影响了高校教师校外兼职的参与?兼职是否会影响高校教师本职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分配?本文试图通过大样本调查和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上问题,并加深对高校教师兼职现象的了解和认识,为制定规范化、人性化、合理化的兼职教师管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鉴于兼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学界对此尚无统一、明确的概念界定。学术职业从功能方面看,除了教学和科研以外,其本身也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2]本文沿用李永壮等人的定义,把兼职界定为高等学校教师在合同所规定的职位职责之外,到校外其他单位或组织承担名誉或实际工作任务并且因此而获得报酬的有偿兼职行为。[3]在此,高校教师的无偿社会公共服务和无酬劳的兼职行为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受到目前调查数据样本限制,本文聚焦的高校教师只包括全职工作的高校教师。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发展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高校教师兼职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逐渐受到关注,我国高校兼职教师群体也成为了大学教师队伍中的一个规模不断上升的群体。[1]尽管高校教师兼职并不是新现象,已经客观存在了一段时间。然而迄今为止,对我国高校教师校外兼职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实证研究尤为稀少,也缺乏基于实证研究的政策建议。 目前学界关于大学教师兼职的国内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重点论述了兼职的成因及其理论解释,分析兼职类型,阐述校外兼职造成的影响和利弊,并提出相应规范措施和政策建议。总的来说,高校教师从事兼职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教师自身的特点。其一是由于学术职业的特性。学术职业一般具有工作时间有弹性、工作方式灵活等特点,为教师校外兼职提供了便利。其二是高校教师自身专业技能展示、发展和提高的需要。高校教师作为高学历人群,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技术和技能,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兼职实际是通过市场手段对人力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4]同时,高校教师也可通过兼职等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和实现自身专业技能的积累和发展。其三是创收及利用自身知识技能增加从业回报。虽然高校教师大都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储备,但由于从事学术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难以取得相应的满意回报,致使部分高校教职员工寻求以创收和增加从业回报为目的的兼职活动。[5] 第二,社会需求原因。一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我国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使得原有高校生师比激增、师资短缺,需要兼职教师以填补不足。而一批新兴的民办大学客观上为教师外出兼职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除此之外,不同类型、层次的高等院校,不同的办学主体和服务对象也要求教师能提供多样化、差别化的高等教育服务。[6]优质高等教育服务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也仍然存在许多分布不均匀现象,为高校教师以兼职的方式满足社会需要提供了空间。二是企业和社会的需求。伴随知识经济、创新创业的热潮,企业和社会也需要高校教师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科研成果从事技术转化、科技成果市场化等方式的企业和社会兼职。[7] 第三,高校管理体制原因。一是高校薪酬制度设计不合理以及绩效管理体系不健全。二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从高度行政化和集权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向人事聘任制的改革转变,人事制度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校外工作的体制约束,从而促进了教师的流动和兼职行为的发生。[8] 以往文献对高校教师兼职的理论解释非常丰富,比如李永壮等运用多种理论解释兼职个体的动因。其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具有高学历的高校教师群体面临“脑体收入倒挂”,学历和个人薪酬收入不成正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此情况下,教师会选择兼职来获取教育收益。[9]另外,根据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人理论,学校作为委托人和作为代理人的兼职教师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等问题,所以规范和管理高校教师兼职行为十分必要。[10] 现有文献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把高校教师兼职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按照兼职的主体人员职称、专业、提供服务类型划分,或者按照兼职的组织形式和提供服务类型划分等等。[11]由于兼职形式和类型多样、情况复杂,不少学者主张兼职的利弊不可一概而论,需要给予客观评价,趋利避害。 虽然国内文献对高校教师兼职的定量分析并不多见,仍然有少数学者针对高校专任教师开展了小范围的实证调查,试图发现教师兼职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探析学校和教师对于兼职的态度和看法。基于对广州市7所大学随机抽取的320名教师的问卷调查,鲁汉玲发现超过半数的教师有兼职经历。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教师学历、职称、性别均与兼职行为的发生存在相关性。[12]另一项类似研究是黄娉婷对涵盖广州7所本、专科高等院校的教师兼职调查。通过卡方检验,该研究发现除了职称、婚姻状况和毕业后从事教学的时间不显著,性别、学历、月收入、学校类型和级别、学校地理位置、编制、专业均显著影响高校教师的兼职行为发生。[13]由于这些定量研究采用的方法多以简单统计描述和对比分析为主,一般在没有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探究某一变量对教师兼职的影响,使得统计结果的可信度不高。本文拟利用国内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校教师兼职的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兼职可能对本职工作时间投入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状态描述和定量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变革中的学术职业”国际数据库,此数据库涵盖了全球19个国家及地区的24411名个体。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参加中国大陆地区调查的样本由来自11个省份共68所高校的大学教师组成,有效回收调查问卷3612份。[14]调查问卷主要包括高校教师基本情况、工作情况、教学、研究、管理和个人信息等模块,使我们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高校教师的兼职现象。 之后,本文进行了以下数据处理:首先,根据大学教师年龄分布和学术职业生涯发展阶段把年龄变量分为三组:35岁及以下为青年教师组,此年龄段的大学教师刚踏入工作岗位,资历尚浅;36岁-50岁教师为中年教师组,此组教师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适应了大学的工作环境,逐渐达到职业发展的高峰期;其他大于50岁的逐渐过渡到退休期的教师为一组。其次,本文将问卷中关于目前工作整体满意度的五个评价等级合并为两组,回答“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的被合并成“工作整体满意”组,其余为“工作整体不满意”组。由于院校对大学教师提供的支持既包括教室、实验室、研究仪器设备、计算机、图书馆、办公场所等硬件条件,也包括秘书、教学辅助人员、研究辅助人员、研究资金等人力、财力支持,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以上相关变量的主成分因子生成院校工作条件指数。院校工作条件指数能综合反映院校提供给高校教师的工作条件,又能规避院校各种软、硬件投入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结果显示,主成分分析法的KMO检验系数接近0.9,说明用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处理是适用的。 表1列出了本研究在使用中国大陆地区数据过程中涉及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结果,对全部样本汇报了均值和标准差,并分别汇报了无兼职工作和有兼职工作教师样本的均值。通过将有过兼职经历的高校教师与没有在其他单位工作或从事其他有偿性工作的高校教师进行对比发现,这两类教师群体在一些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兼职行为的高校教师男性和中年教师的比重大,父亲或者母亲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更高,在目前单位的工龄更长,年收入更高,并且有相对高的比例为长期聘任教师,所在院校提供的工作条件更好、从事服务的时间更长、用于学校管理的时间更短。这些描述统计的结果会在本研究中通过多元回归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进一步得到证实。 “变革中的学术职业”国际调查问卷在高校教师基本情况模块询问了教师在接受调查年度的兼职情况:“在本学年,您是否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做其他有偿性工作(可多选)”。通过国际数据进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显示,高校教师校外兼职在普遍程度上存在国别差异。阿根廷、巴西、德国等国家的教师兼职情况比较普遍,超过半数的教师有校外兼职经历。反之,美国、芬兰、中国教师的兼职比例最低。在绝大多数国家,除了本职工作外的其他研究所或高校是教师校外兼职的首选。 如表2所示,在回收的2007年3612份中国大陆地区调查问卷中,回答本学年中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做其他有偿性工作,即存在兼职行为的高校教师总数为396人,占总样本的11.4%。这意味着高校兼职的教师群体在基本完成高等教育扩张和大众化的2007年初具规模,在调查学年有校外兼职经历的大学教师比例已超过十分之一。本研究中统计的教师兼职的比例明显低于鲁汉玲和黄娉婷对广州市多所高校的调查结果。这说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等原因可能会造成不同地区教师兼职参与度的差异,广州等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的高校教师兼职情况更普遍。只有通过全国大范围的调查才能获得我国高校教师兼职的全貌。 除了没有任何校外兼职的情况,本文中表2按照兼职的客体把教师校外兼职活动进一步细分为5个类型:分别是在学术界以外的其他研究所或高校中工作、在商业机构中工作、在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中工作、自主经营以及其他(包括学术讲座或咨询服务等)有偿性工作。除了本职工作,还在其他研究所或高校工作的教师有154人,占4.43%;在学术界以外的商业机构中工作的教师有61人,占1.76%;在学术界之外的非营利行组织或政府中工作的教师有71人,占2.04%;自主经营的教师有20人,占0.58%;从事其他工作(包括学术讲座或咨询服务等)的教师有128人,占3.68%。高校教师兼职的频率和分布统计说明,高校教师中最常见的兼职类型首先是在其他研究所或高校中的学术兼职,其次为包括学术讲座或咨询服务在内的其他有偿服务。这体现了大学教师的兼职类型相对比较集中,仍以从事学术界内或与学术有关的兼职为主。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技能专长获取市场回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显示,不少教师的兼职类型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从事多种类型的兼职,在不同的领域和机构提供服务,这也说明了教师兼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索高校教师兼职的影响因素。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否在本学年中从事校外兼职工作是一个二分类变量,用虚拟变量表示。我们将有过校外兼职的高校教师作为一类,而没有校外兼职经历的高校教师群体作为参照,使用逻辑(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个人基本特征,包括反映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性别、年龄变量和反映家庭特征的自变量,如父母是否接受大学教育、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第二类是个人工作特征,反映与教师工作有关的自变量,包括教育背景、是否获得海外学历、职称、学科、目前单位的工龄、工作整体满意度、是否为长期聘任教师、是否偏好科研、任职单位的年工资收入;第三类是反映院校特征的自变量,包括所在工作单位是部属高校还是地方高校的分类,以及院校工作条件指数。考虑以上各类因素,本研究构建了三组模型:其中模型1以教师个人基本特征为自变量;模型2以教师个体特征,包括个人基本特征和工作相关特征为自变量;模型3把个体特征和院校特征作为自变量同时加入模型,是用于汇报结果的模型。对于多分类变量,教师年龄的参照组为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学历的参照组为最高学历为本科的教师;职称的参照组为讲师及以下职称教师;学科的参照组为人文社科专业。 表3显示的是高校教师兼职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为了便于解释结果,我们关注的不是逻辑回归自变量的系数,而是发生比。结果表明,用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来预测大学教师的兼职发生是有效的。就年龄来说,介于36岁到50岁之间的中年高校教师群体更容易从事兼职工作,其兼职行为的发生比是35岁以下高校教师群体的1.79倍。这说明中年教师是从事校外兼职的主力,其积累的行业人力资本可能有利于获取更多校外兼职机会。一些家庭特征也影响着教师是否提供校外兼职服务的决策。如父母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高校教师更倾向于从事兼职活动,其发生比为父母没有大学文化程度高校教师群体的1.53倍;此外,子女的数量对教师兼职具有显著影响,以有子女的教师为参照,没有子女的高校教师兼职的发生比是有子女高校教师的2.13倍,这说明不需要照顾孩子,家庭负担较轻的教师更有闲暇和可支配空闲时间进行兼职活动。 教师个人工作特征对高校教师是否从事兼职也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高校教师在目前单位的工龄越长,越容易从事兼职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工龄长的教师对所在高校更了解和适应,有更深厚的社会资本积累,更容易获得校外有偿工作。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高校教师的兼职行为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以人文社科作为参照,理科、工科和其他专业教师兼职行为的发生比显著低于人文社科专业的教师,经管专业教师比人文社科专业教师参与兼职的发生比更高,虽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部属高校比地方高校的教师在校外兼职方面更有优势,院校工作条件对兼职的影响也不显著。与我们以往的直观感受不一致的是,任职单位个人年收入对教师兼职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结果也未能证实对本职工作整体不满意的教师更倾向于到校外兼职。这可能是因为出于改善生活、以提高收入为动机参与校外兼职的教师往往也面临校外兼职机会的缺乏。这些发现还有待之后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 根据劳动时间决策理论,每个劳动者的时间包括工作时间和时间,高校教师从事兼职的时间包括两部分,即放弃部分本职工作时间从事校外兼职与放弃部分闲暇时间参加兼职。[15]当然,教师兼职时间也可能仅为上述两部分时间中的某一部分。如果高校教师的兼职活动挤占了本职工作时间,兼职教师在校内工作时间的投入会减少。 为了进一步检验高校教师兼职行为对教师本职工作时间的影响,我们建立了托比(Tobit)回归模型,比较从事兼职的高校教师和非兼职教师在有课的学年中工作时间长度和工作时间分配的差异。“变革中的学术职业”国际数据库将高校教师工作时间划分为教学、研究、服务、管理、其他学术活动五个方面。[16]本研究沿用此工作时间划分方式,详细考察了教师兼职对其每周工作总时间、教学时间、科研时间、服务时间和管理时间的影响。沈红等曾运用本研究数据调查发现,教师的性别、职称、所在大学层次等因素对其工作的时间长度和分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7]为隔离出教师兼职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多元回归中全面引入了个人基本特征、工作特征和院校特征方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表4的结果显示,教师兼职行为只与无偿公共服务时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每周总工作时间、教学、科研、管理和其他学术活动时间均没有显著的作用。具体来说,有兼职经历的教师每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间约增加4小时。虽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数据分析表明有校外兼职经历的教师除了减少校内管理时间外,在周工作总时间、教学和科研的时间投入比没有校外兼职的教师不减反增。 研究发现,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在个人基本特征方面,我们发现女教师在周总工作时间、科研和管理方面的工作时间比男教师短,这主要与女性的社会、家庭责任有关。36岁到50岁年龄段的大学教师的周工作总时间和管理时间比35岁以下青年教师少,50岁以上的教师花在管理上的时间比青年教师少。在工作特征方面,最高学位为硕士和博士的教师科研时间投入较多,副教授和教授的周工作总时长、科研时间和管理时间也明显高于讲师及以下职称教师。此外,偏好科研的“科研型”教师轻教学而重科研时间投入,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学科专业对大学教师各职能方面的时间投入分配有影响,比如理科专业教师的教学时间比人文社科专业教师长。关于院校特征的结果显示,部属高校的教师比地方高校教师教学时间投入少,而科研和服务时间投入多。院校工作条件越好,大学教师工作总时间和教学时间也越长。 本研究运用2007年全国公立四年制本科大学教师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了我国高校教师兼职的现状和类型,从个人层面和院校层面探究了影响高校教师兼职的因素,探索了兼职行为对教师工作时间的影响。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进行讨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发现,2007年,有11.4%的高校教师有校外兼职兼薪的经历,高校兼职兼薪全职教师群体已初具规模。除本职工作外,教师在其他研究所或高校中兼职和从事包括学术讲座或咨询服务等兼职活动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在学术界外的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和商业机构中担任兼职工作,选择自主经营的比例最低。这反映出高校教师校外兼职活动既满足了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师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和价值最大化,充分体现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其存在的客观合理性,故在对待高校教师兼职时不应“一刀切”地加以禁止或限制。现行的法规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比如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应按照“本职优先、分类管理、突出重点、逐步规范”的原则,加强对全职人才兼职兼薪行为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兼职须经学校审批,鼓励在做好本职工作情况下从事与教学科研相关,有利于增强学校办学实力、提高学校声誉、且不获取薪酬的兼职活动;禁止从事影响教学科研的兼职。[18]2014年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教师师德禁行“红七条”之一即规定大学教师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行为。[19]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提出,近几年广东、江苏等省份更是陆续出台了鼓励高校教师的离岗创业优惠政策。[20][21]2016年11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22]这些法规和政策反映了国家近年对高校教师的兼职管理趋于强化、深化和具体化的趋势。国家对高校教师兼职兼薪态度由之前的“法不禁止”转变为“有条件的鼓励和激励”。政策转变既考虑到了教师兼职的合理性,同时又划定了兼职的底线,具有积极的规范和引导效果。由于兼职类别和工作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调查显示,在其他高校和研究所兼职的教师很可能较多地采取多点教学和科研的方式获得兼职酬劳,而从事学术讲座和咨询服务的高校教师则主要以输出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的方式获取报酬。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规范和可操作细则,针对兼职活动的范围、类别和参与的普遍程度对高校教师的校外兼职兼薪实行区分兼职类型的分类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规范,促进高校教师兼职活动的有序进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效率。 第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对教师兼职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工作特征对兼职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中年教师群体是校外兼职的主要教师群体;没有照顾子女负担和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高校教师从事兼职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所在单位工龄越长,越容易获得兼职机会;非全职教师更倾向于承担校外兼职工作;而且本文印证了以前文献的发现,即兼职存在学科差异。与之前黄娉婷的调查结果不同,本文发现院校特征如院校的层次类型和院校工作条件的支持对教师兼职的影响并不显著。综上所述,兼职是高校教师主观条件和社会客观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兼职有一定的门槛,对高校教师的主观条件有一定要求,存在“能者多劳”的情况,比如家庭负担较轻、闲暇时间较多、在校时间长、有一定社会关系的高校教师更容易获得校外兼职机会。同时,由于不同专业技能、不同人力资源禀赋的社会需求差异,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校教师兼职机会也不一样。这样可能会加剧学术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和薪资差异。另外,本文的微观实证证据并不支持薪酬收入低的教师更容易从事校外兼职活动的日常观察,有待新研究继续考证。我们对高校教师兼职的有效激励机制设计应考虑兼职主体——高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客观需要,帮助个体实现有效率、适切的兼职方式和途径与之匹配,同时适当调节和避免学术职业内部因兼职而产生的薪酬分化过于严重的现象。 第三,教师校外兼职的潜在弊端是对本职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在兼职占用教师时间、分散教师精力,从而影响教师本职工作的完成和各项职能的履行。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本研究并未发现校外兼职参与对教师周工作总时间以及教学、科研、公共服务、管理和其他学术活动方面的时间投入有显著影响。反之,教师参与无偿公共服务的时间与有偿兼职活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教师兼职对本职工作的影响,可能与教师所兼职的工作类型、工作量多少和时间安排有关,不应一概而论。如果兼职工作有利于教师的实践和发展,工作量适度、时间安排适当,与本职工作无冲突,则可能并不会减少高校教师对本职工作的时间总投入和各项职能的时间投入分配。所以,高校在教师兼职管理方面可以考虑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加强本职职能考核和兼职管理,确保校外兼职以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比如可借鉴美国建立兼职活动批准和年度报告制度,对兼职时间设定上限等方式令兼职活动保持在适度范围内。[23] 虽然本文提供了有关中国高校教师兼职的新实证证据,但也具有以下局限:第一,由于兼职行为和兼职收入的隐蔽性,教师自我报告的兼职情况可能存在被低报、瞒报等情况造成的测量误差。第二,本研究没有考虑教师兼职的内生性问题,即教师自我选择是否从事兼职活动,以及估计模型中遗漏能力、社会关系等影响兼职参与但未能较好控制的变量。第三,区分五种兼职类型后,细分类别的样本数量锐减造成分类估计的困难,故本研究以兼职与否作为因变量度量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到不同兼职类型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大小可能存在差异,需进行更细致、具体的分析;第四,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来源于2007年的全国调查,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近十年来处于不断变革发展中,亟待对本研究主题开展新调查,收集新数据,了解新情况。有待后续克服上述研究局限,为进一步规范我国高校教师兼职兼薪提供和积累新的实证证据。 [13]黄娉婷.高校专任教师兼职现象的调查与分析——以广州市高校教师为例[J].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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